SP Setia靠政治起落成功? 新秩序掀财富大革命
最近公布的上市公司董事薪酬排行榜，以及实达建筑（SP Setia Bhd）行政总裁刘启盛在《华人经济大会》提出“非土著同样在新经济政策下受惠”的论述，不约而同体现出一个事实：40年前推出意在落实社会重组与财富再 分配（Wealth Redistribution）的新经济政策（NEP），却制造了商业与寻租契机，以及政商利益挂钩的结构，促使大部分财富至今依然牢控在一小撮“企业精 英”手中。
根据刘启盛“非土著也在新经济政策下受惠”的论述，在1971年之前，也就是新经济政策（NEP）推出之前早已发达的本地非土著企业大亨中，只有少数几个 超级大富豪，包括郭鹤年、阿南达(Ananda Krishnan)、林梧桐，以及郭令灿，至今还一直垄断福布斯（Forbes）马来西亚首40大富豪排行榜的前五大排名，并且掌控国家庞大的财富资源。 其他很多旧时代的商业大亨都已淘汰出富豪榜主流。
财富高度集中化
反观新经济政策在1971年落实之后，许多新生代的非土著企业大亨也在1971年后顺势崛起，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扩大本身的财富累积，挤进富豪榜的主流之中。时至今日，这些新时代的富豪已经盘踞马来西亚10大富豪排行榜的大部分席位。
这40大富豪的财富在这些年来不断扩大，并渗透与吞噬每一个经济层面。根据福布斯亚洲的数据，我国首40大富豪的总财富在2010年持续增长，从2009年的360亿美元上扬42%至今年的510亿美元，甚至打破2008年创下的460亿美元记录。此外，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本地富豪人数在今年也有所增 加，从去年的9人增至今年10人。
如果往更深一层剖析，可以发现这些巨额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手中（首10 大富豪），完全体现出“富者越富”的资本主义社会精髓。比方说，首40大富豪中的25名华裔富豪一共控制了345亿美元的财富。不过，当中有高达97%（或335亿美元）的财富却操控在八名华裔富豪的手中（10大富豪中的八名）。
此外，11名登上40大富豪排行榜的巫裔富豪掌控40亿美元的财富，但是， 当中有高达42.5%(或17亿美元)的财富集中在一名巫裔超级富豪，即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的身上。同样地，四名印裔富豪控制90亿美元的财富，不过，当中有高达90%（或81亿美元）的财富操控在一名印裔超级富豪，即阿南 达(Ananda Krishnan)的手中。
新秩序下财富重新洗牌
上述巨额财富的创造与高度集中化的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新经济政策（NEP）摆脱不了关系。我国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萨领导的政府，在1971年推动的新经济政策，可以算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重新架构了我国经济领域的新秩序。
在这个分水岭上，我们见证了一些旧时代企业大亨因为无法适应新经济政策下的新秩序时代，而逐步被淘汰出主流经济；另一些旧时代企业大亨则能够很快地调适步伐，顺应整个政经局势的转变，把危机转化成契机，并茁壮成长，最终成为超级大富豪。
在这当中，最经典的例子包括郭鹤年、阿南达、林梧桐，以及郭令灿。这四名巨富多年来一直稳坐前五大富豪排行榜，并且掌控庞大财富资源。即使后期许多新时代企业大亨崛起，不过，仍然无法超越这些巨富所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新经济政策时代，见证了一批新时代企业大亨的崛起。这些 新生代企业大亨从新经济政策中看到了机会之窗，善用华巫合作的管道，来争取新经济政策下的庞大经济或商业契机。当中不乏机会主义者，靠着政治上的人际关 系，在新经济政策的缝隙中，通过快速致富（easy money）与寻租活动（Rent-Seeking）崛起成为新一代大亨。
经济学者Heng Pek Koon在其《新经济政策与马来西亚半岛华人社群》（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eninsular Malaysia）一书中指出，自新经济政策实行后，1970年代末，华裔商家在传统经济领域如建筑、交通，以及分销业上面对马来人的激烈竞争。
此外，印刷、油站、水务、船运交通、伐木、矿业、橡胶贸易、木材出口，以及汽车进口等领域的执照，完全或优先保留给马来人。同时，政府的建筑工程合约也同 样给予马来公司优先权。更糟糕的是，政府体系内负责批准商业准证与执照的马来官员，在处理非马来人商家的事务时，开始变得不具伸缩性，也不太愿意合作。
华巫结盟的新契机
她指出，由于意识到无法通过华基政党或商团组织，向手握大权的巫统施压（因为马华公会的政治影响力已逐步边缘化），因此，华裔资本家选择绕过马华公会，专注于与在马来权力核心具有影响力的马来人建立直接关系。
这当中包括邀请巫统领袖、资深官僚、高阶军官以及皇室成员加盟他们的生意（包括给予一小部分股权与职位）成为商业伙伴。这些具影响力的马来人以公司董事的 身份，为非马来企业打开政府的执照、准证、工程合约以及其他商业契机的大门，成功打破新经济政策的狭隘格局。不过，这类华巫结盟（Sino-Malay joint venture）的模式，最终被机会主义者滥用，形成了“阿里巴巴”文化。
她在该书中表示，通过适应新经济政策的新秩序，以及把政策下的各种限制转化成本身的优势，懂得创新的华裔企业家成功从新经济政策扩大自己的财富，或者崛起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大亨。
其中，那些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就建立本身的企业王朝，并在新经济政策时代下茁壮成长的旧时代企业大亨包括郭鹤年、阿南达、林梧桐，以及郭令灿。至于那些在新 经济政策时代崛起的新时代企业大亨则包括陈志远、郑鸿标、钟廷森、林添杰（Lim Thian Kiat）、曾德发（Dick Chan Teik Huat）等。
比较起郭鹤年、林梧桐、郭令灿等旧时代大亨，这些新时代企业大亨与巫统领袖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也更为复杂。除了更依赖马来政治势力的支持，这些新生代大亨的投资或业务也与马来资本捆绑在一起。这样相互依赖与互补的关系，成功让华裔资本家与马来商业伙伴创造巨额财富。
政治势力左右企业大亨命运
然而，这样极其复杂的依赖关系，也导致新生代华裔企业大亨的命运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就直接受到马来政治与商业盟友在政治或商业命运上起落的影响。比方 说，当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Hamzah）在1986年挑战前首相马哈迪失败后脱离巫统政治体系，直接导致其商业盟友邱继炳（Khoo Kay Peng）的商业王朝走下坡。
此外，普遍被视为前首相阿都拉朋党的怡观资本（Equine Capital）执行主席林树杰（Patrick Lim），曾经靠阿都拉的关系获得多项大型计划，不过，随着槟城落入在野党手中，加上阿都拉卸下首相职位，林树杰也开始失势，不仅失去大型计划，最终还辞去怡观资本主席兼执行董事的职务，逐步淡出商界。
身为赌场大亨林梧桐女婿的著名银行家陈忠宪（Tan Teong Hean）所控制的南方银行（Southern bank），最终也在由政治力量驱动的一场合并案中，遭由现任首相纳吉胞弟掌舵的官联公司——联昌土著银行（现称联昌国际银行，CIMB）吞并。
这样的情况，不仅局限于非土著企业家的身上，不少依靠政治势力崛起的马来企业家，也陷入同样的困境之中。比方说，前财政部长达因（Daim Zainuddin）的马来盟友如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与达祖丁（Tajudin Ramli），在达因卸下财长职务后，也同样开始失势，最终导致商业王朝走向没落。
即使那些在经历数届巫统权力更替，至今依然屹立不到的企业大亨，比方说阿南达与陈志远，基于其财富创造原自于政治体系所赋予的寻租契机，其商业命运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受到巫统政治势力的左右。
其中，由阿南达控制的旗舰公司——明讯（MAXIS）原本已于2007年在马来西亚交易所除牌，不过，在现任首相纳吉的“呼吁”之下，阿南达在去年让明讯重新上市，以协助纳吉政府吸引外资进场投资。
此外，陈志远原本已对外宣布获得体育博彩执照，并已大事铺张准备开门营业。不过，最终纳吉政府面对政治压力，反口不认账，导致陈志远失去这只会下金蛋的 鹅，而且还被迫临时取消附加股融资计划。在这之前，陈志远也同样因为执政政府面对政治压力的因素，导致其体育博彩执照两度被政府收回。
新经济政策（NEP）无本生意快速致富
正如之前所言，推行了40年的新经济政策（NEP）不仅没有达到原本的财富重新分配目标，反而因为这个机制所衍生出来的寻租契机，而造就了一批新生代企业 大亨。这些企业大亨透过这些寻租活动，成功创造了巨额财富。总体而言，在新经济政策框架下缔造的新一代富豪，其致富源头大致上可以分成几种。
其一是与巫统政治权力核心关系密切，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土著与非土著企业大亨。这类富豪与巫统最高权力核心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伙伴关系。他们是政商勾结体制下的盟友或朋党、是巩固政治权力的经济源头（包括政治献金），甚至是马来政治权力的经济利益代理人。
这些企业大亨与巫统高层领袖建立密切关系，与执政党和政府控制的公司打交道，从这些关系中获得新经济政策下的寻租利益，包括各种私营化计划、特许经营执照、政府工程计划等。
一些经典的例子包括陈志远（Vincent Tan）、阿南达（Ananda Krishnan）、林添杰（Lim Thian Kiat）、曾德发（Dick Chan Teik Huat）、哈林沙岸（Halim Saad）、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阿兹曼哈欣（Azman Hashim）、达祖丁（Tajudin Ramli）等。
私营化计划的寻租契机
其二，是在政府的私营化计划下寻租（Rent-seeking）的企业家。其中一类是与执政党巫统关系密切，利用新经济政策下的土著扶持政策所提供的寻租 契机，瓜分私营化计划的马来机会主义者；另一类则是在新经济政策下，借用与马来人之间的商业结盟关系，来获取私营化计划入门票的非土著企业家。
从私营化计划中受惠的马来与非马来企业包括：
水供私营化计划：商峰（Puncak Niaga Bhd）的罗查里（Rozali Ismail）、金务大（Gamuda Bhd）的林云琳、净水联盟私人公司（Sweet Water Alliance Sdn Bhd）的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联熹（Ranhill Bhd）的韩丹（Hamdan Mohamad）等。
独立发电厂私营化计划：杨忠礼机构（YTL）的杨忠礼、丹绒 （Tanjong Ltd）的阿南达（Ananda Krishnan）、马拉卡（Malakoff Bhd）的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云顶集团（Genting Group）的林梧桐等。
港口私营化计划：柔佛港口（Johor port）与丹绒柏勒巴斯港口（Tanjung Pelepas）的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西港公司（Westport）执行主席贾纳林甘（G. Gnanalingam）
收费大道私营化计划：金务大（Gamuda Bhd）的林云琳、WCT公司的陈锦华、玲珑集团（Renong Group）的哈林沙岸（Halim Saad，现为官联公司马友乃德，UEM group）等
其他私营化计划：普腾汽车（Proton）的雅哈亚（Yahaya Ahmad）、马航（MAS）的与达祖丁（Tajudin Ramli）、赛马博彩（Pan Malaysian Pools，大马彩）、收费寰宇电视（Astro）以及东亚卫星（Measat）的阿南达、士乃机场的赛莫达等。
无本生意快速致富
其三，是通过政府给予的特许执照而发达的企业家。这些特许执照很多时候是一门无本或低本生意，拿到执照的人等同于获得一盘稳赚不赔的生意。
这当中包括获得万字博彩执照的陈志远、阿南达，以及林添杰、获得伐木执照的张晓卿、获得白米进口垄断执照的赛莫达、获得汽车进口准证（AP）的纳沙集团（Naza）创办人纳斯慕丁（SM Nasimuddin SM Amin）等。
第四，是通过与马来资本之间进行策略结盟，利用这些马来资本的雄厚资金来建立商业王朝的企业家。林云琳掌控的金务大（Gamuda）、 刘启盛掌控的实达建筑（SP Setia）、钟廷森掌控的金狮集团（Lion Group）等，都是以华巫策略结盟方式，创造本身的财富。
这些马来资本包括政府投资臂膀国民投资公司（PNB）、机构型基金如朝圣基金或武装部队基金、巫统控制的企业如Fleet Group，以及个人马来富豪如达因（Daim Zainuddin）、阿兹曼哈欣（Azman Hashim）等。
最后，还有一些是与政治权力核心有直接亲属关系，从而顺势崛起成为当代耀眼的企业家。这包括肯加纳石油（Kencana Petroleum Bhd）的莫扎尼（Mokhzani Mahathir，马哈迪之子）、斯可米集团（Scomi Group）的卡玛鲁丁（Kamaluddin Abdullah，阿都拉之子）、联昌国际银行（CIMB）的纳西尔（Nazir Razak，阿都拉萨之子，首相纳吉胞弟），以及曾经以27岁之龄，用马币12亿元并购七家上市公司的林熙隆（林良实之子）。
这还没包括那些在官联公司（GLCs）担任管理高层，身价从马币百万到千万元不等的“马来企管精英”富翁。这些所谓的马来精英，都是在新经济政策下，政府所实行的土著扶持策略中的既得利益者。
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
简单来说，在这个新秩序下，只有懂得游戏规则的人，才能继续生存下来，并从中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越能够掌握游戏诀窍，并把这些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就能够搜刮更多的财富。这方面的各族经典代表人物是陈志远、阿南达，以及赛莫达。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无论是私营化计划、特许经营权、执照或准证，还是政府工程计划，都会看到这三个巨富的影子。这基本上解释了，为何11名巫裔富豪所 掌控的40亿美元财富中，即赛莫达一人具独占了42.5%（或17亿美元）。同样地，四名印裔富豪控制的90亿美元财富中，有高达90%（或81亿美元） 操控在阿南达的手中。
事隔40年，现任首相纳吉在今年三月推出新经济模式（NEM），试图架构出一套属于他的时代的新秩序，并通过第十马来西亚计划来落实。这套新经济模式是否 将推翻其父亲阿都拉萨（Abdul Razak）在1971年通过新经济政策架构的新秩序，重新开创与建构一个全新的经济局面呢？
答案恐怕令人失望：不太可能！
纳吉尝试在第十马来西亚计划下，重新调整官联公司的角色，即从主导经济转为支援私人领域，并且逐步撤出无法加强价值创建的领域。这包括逐步减持非核心和无竞争能力的官联公司资产。同时，官联公司会继续积极推动特定策略领域，以便降低门槛和刺激私人投资。
此外，政府也将推动第二波的私营化计划，涉及对象包括财政部有限公司（Ministry of Finance Incorporated）旗下多家官联企业，包括国家印刷有限公司（Percetakan Nasional Bhd）、CTRM Aerocomposites私人有限公司、Nine Bio私人有限公司、以及Inno Bio私人有限公司。
另一波财富大革命
然而，纳吉政府在第十计划内继续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土著扶持元素，再加上减持官联公司股权、脱售非核心资产，以及新一轮私营化计划的巨额利益诱惑，不仅无法彻底改革过去40年来的资源错误配置与财富不均问题，反而将会继续营造与鼓励更多的寻租活动。
实际上，这些在新经济政策下尝到甜头，这些年来在国内面对业务扩张瓶颈的企业大亨，纷纷对纳吉政府的“市场自由化”政策虎视眈眈，期望在减持官联公司股权、脱售非核心资产，以及私营化计划中分得一杯羹，再次掀起另一轮的财富大革命。
其中，政府将释放官联公司股权的消息传出后，赛莫达与纳斯慕丁（Nasimuddin S. M. Amin）创办的纳沙集团（Naza）就率先传出有意收购普腾汽车（Proton）的股权。
另一方面，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在一篇报道中，点名南北大道（Plus Expressways）与流动电讯亚通（Axiata），已经被深具影响力的本地企业家盯上。
被指与哈林沙岸（Halim Saad）掌控的前大财团——玲珑集团（Renong Bhd）关系密切的Asas Serba私人有限公司，以及赛莫达分别开出以500亿元和450亿元的收购价，向政府建议并购包括南北大道在内的所有收费大道。
寻租游戏继续上演
此外，由林云琳掌控的金务大（Gamuda Bhd），较早前趁着联邦政府与雪州政府针对雪州水供资产重组计划僵持不下之际，趁机宣布出价马币107亿5000万元，希望吞下雪州所有水务资产。
作为交换条件，其子公司SPLASH将成为雪州唯一的水供服务营运与保养商，并获得30年的特许经营权。金务大握有SPLASH的40%股权，而其余则是 雪州政府投资臂膀KDEB（Kumpulan Darul Ehsan Berhad）与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分别持有30%股权。
与此同时，赛莫达 与林云琳也从纳吉政府重组公共交通领域中看到寻租契机，通过旗下公司MMC机构与金务大，向政府提出总值马币360亿元的大众捷运基建计划（MRT）。
另外，由郭令灿掌控的丰隆银行（Hong Leong bank）也趁着国库控股（Khazanah Nasional）和其他大股东有意脱售非核心资产——国贸资本（Eon Capital）之际，出手并购后者的资产。
同时，在国库控股宣布脱售其在马来西亚邮政公司（Pos Malaysia）的32.21%股权后，据悉已吸引高达11个单位的兴趣，其中包括西港公司（Westport）执行主席贾纳林甘（G. Gnanalingam）、赛莫达控制的多元重工业（DRB-Hicom），以及托尼费南德斯（Tony Fernandes）控制的（Tune Group）。
政经利益难以切割
基于执政政府的实权政党——巫统与这些寻租人在过去40年的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建立起一种不可切割的政商利益关系。因此，在政治与经济利益考量下，新经济 模式的推动，不会让经济世界里的这些“恐龙”消失。相反地，这些新时代企业大亨将继续在新经济模式架构的新秩序缝隙中，继续其寻租游戏。
正如著名经济学者佐摩（Jomo K.S）与葛梅兹（Edmund Terence Gomez）在《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政治、庇护及盈利》（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Patronage and Profits） 一书中指出，由巫统领导的政府与新一代寻租资本家架构成的政经利益关系，这促使政治领导人趋向于提供更多的租金（Rent）给这些寻租资本家，并保护他们 的利益，以便扩大其政治与经济回酬。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马来西亚政府体系内，加强私人领域的利益，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寻租企业家，在未来很大可能将继续整合，甚至扩大这些寻租人的经济利益与财富累积，而不太可能面对财富递减的情况。
source: copy from internet
最近公布的上市公司董事薪酬排行榜，以及实达建筑（SP Setia Bhd）行政总裁刘启盛在《华人经济大会》提出“非土著同样在新经济政策下受惠”的论述，不约而同体现出一个事实：40年前推出意在落实社会重组与财富再 分配（Wealth Redistribution）的新经济政策（NEP），却制造了商业与寻租契机，以及政商利益挂钩的结构，促使大部分财富至今依然牢控在一小撮“企业精 英”手中。
根据刘启盛“非土著也在新经济政策下受惠”的论述，在1971年之前，也就是新经济政策（NEP）推出之前早已发达的本地非土著企业大亨中，只有少数几个 超级大富豪，包括郭鹤年、阿南达(Ananda Krishnan)、林梧桐，以及郭令灿，至今还一直垄断福布斯（Forbes）马来西亚首40大富豪排行榜的前五大排名，并且掌控国家庞大的财富资源。 其他很多旧时代的商业大亨都已淘汰出富豪榜主流。
财富高度集中化
反观新经济政策在1971年落实之后，许多新生代的非土著企业大亨也在1971年后顺势崛起，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扩大本身的财富累积，挤进富豪榜的主流之中。时至今日，这些新时代的富豪已经盘踞马来西亚10大富豪排行榜的大部分席位。
这40大富豪的财富在这些年来不断扩大，并渗透与吞噬每一个经济层面。根据福布斯亚洲的数据，我国首40大富豪的总财富在2010年持续增长，从2009年的360亿美元上扬42%至今年的510亿美元，甚至打破2008年创下的460亿美元记录。此外，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本地富豪人数在今年也有所增 加，从去年的9人增至今年10人。
如果往更深一层剖析，可以发现这些巨额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人的手中（首10 大富豪），完全体现出“富者越富”的资本主义社会精髓。比方说，首40大富豪中的25名华裔富豪一共控制了345亿美元的财富。不过，当中有高达97%（或335亿美元）的财富却操控在八名华裔富豪的手中（10大富豪中的八名）。
此外，11名登上40大富豪排行榜的巫裔富豪掌控40亿美元的财富，但是， 当中有高达42.5%(或17亿美元)的财富集中在一名巫裔超级富豪，即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的身上。同样地，四名印裔富豪控制90亿美元的财富，不过，当中有高达90%（或81亿美元）的财富操控在一名印裔超级富豪，即阿南 达(Ananda Krishnan)的手中。
新秩序下财富重新洗牌
上述巨额财富的创造与高度集中化的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新经济政策（NEP）摆脱不了关系。我国第二任首相阿都拉萨领导的政府，在1971年推动的新经济政策，可以算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重新架构了我国经济领域的新秩序。
在这个分水岭上，我们见证了一些旧时代企业大亨因为无法适应新经济政策下的新秩序时代，而逐步被淘汰出主流经济；另一些旧时代企业大亨则能够很快地调适步伐，顺应整个政经局势的转变，把危机转化成契机，并茁壮成长，最终成为超级大富豪。
在这当中，最经典的例子包括郭鹤年、阿南达、林梧桐，以及郭令灿。这四名巨富多年来一直稳坐前五大富豪排行榜，并且掌控庞大财富资源。即使后期许多新时代企业大亨崛起，不过，仍然无法超越这些巨富所取得的成就。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新经济政策时代，见证了一批新时代企业大亨的崛起。这些 新生代企业大亨从新经济政策中看到了机会之窗，善用华巫合作的管道，来争取新经济政策下的庞大经济或商业契机。当中不乏机会主义者，靠着政治上的人际关 系，在新经济政策的缝隙中，通过快速致富（easy money）与寻租活动（Rent-Seeking）崛起成为新一代大亨。
经济学者Heng Pek Koon在其《新经济政策与马来西亚半岛华人社群》（The New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Peninsular Malaysia）一书中指出，自新经济政策实行后，1970年代末，华裔商家在传统经济领域如建筑、交通，以及分销业上面对马来人的激烈竞争。
此外，印刷、油站、水务、船运交通、伐木、矿业、橡胶贸易、木材出口，以及汽车进口等领域的执照，完全或优先保留给马来人。同时，政府的建筑工程合约也同 样给予马来公司优先权。更糟糕的是，政府体系内负责批准商业准证与执照的马来官员，在处理非马来人商家的事务时，开始变得不具伸缩性，也不太愿意合作。
华巫结盟的新契机
她指出，由于意识到无法通过华基政党或商团组织，向手握大权的巫统施压（因为马华公会的政治影响力已逐步边缘化），因此，华裔资本家选择绕过马华公会，专注于与在马来权力核心具有影响力的马来人建立直接关系。
这当中包括邀请巫统领袖、资深官僚、高阶军官以及皇室成员加盟他们的生意（包括给予一小部分股权与职位）成为商业伙伴。这些具影响力的马来人以公司董事的 身份，为非马来企业打开政府的执照、准证、工程合约以及其他商业契机的大门，成功打破新经济政策的狭隘格局。不过，这类华巫结盟（Sino-Malay joint venture）的模式，最终被机会主义者滥用，形成了“阿里巴巴”文化。
她在该书中表示，通过适应新经济政策的新秩序，以及把政策下的各种限制转化成本身的优势，懂得创新的华裔企业家成功从新经济政策扩大自己的财富，或者崛起成为新一代的企业大亨。
其中，那些在新经济政策之前就建立本身的企业王朝，并在新经济政策时代下茁壮成长的旧时代企业大亨包括郭鹤年、阿南达、林梧桐，以及郭令灿。至于那些在新 经济政策时代崛起的新时代企业大亨则包括陈志远、郑鸿标、钟廷森、林添杰（Lim Thian Kiat）、曾德发（Dick Chan Teik Huat）等。
比较起郭鹤年、林梧桐、郭令灿等旧时代大亨，这些新时代企业大亨与巫统领袖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也更为复杂。除了更依赖马来政治势力的支持，这些新生代大亨的投资或业务也与马来资本捆绑在一起。这样相互依赖与互补的关系，成功让华裔资本家与马来商业伙伴创造巨额财富。
政治势力左右企业大亨命运
然而，这样极其复杂的依赖关系，也导致新生代华裔企业大亨的命运变得非常脆弱，很容易就直接受到马来政治与商业盟友在政治或商业命运上起落的影响。比方 说，当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Hamzah）在1986年挑战前首相马哈迪失败后脱离巫统政治体系，直接导致其商业盟友邱继炳（Khoo Kay Peng）的商业王朝走下坡。
此外，普遍被视为前首相阿都拉朋党的怡观资本（Equine Capital）执行主席林树杰（Patrick Lim），曾经靠阿都拉的关系获得多项大型计划，不过，随着槟城落入在野党手中，加上阿都拉卸下首相职位，林树杰也开始失势，不仅失去大型计划，最终还辞去怡观资本主席兼执行董事的职务，逐步淡出商界。
身为赌场大亨林梧桐女婿的著名银行家陈忠宪（Tan Teong Hean）所控制的南方银行（Southern bank），最终也在由政治力量驱动的一场合并案中，遭由现任首相纳吉胞弟掌舵的官联公司——联昌土著银行（现称联昌国际银行，CIMB）吞并。
这样的情况，不仅局限于非土著企业家的身上，不少依靠政治势力崛起的马来企业家，也陷入同样的困境之中。比方说，前财政部长达因（Daim Zainuddin）的马来盟友如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与达祖丁（Tajudin Ramli），在达因卸下财长职务后，也同样开始失势，最终导致商业王朝走向没落。
即使那些在经历数届巫统权力更替，至今依然屹立不到的企业大亨，比方说阿南达与陈志远，基于其财富创造原自于政治体系所赋予的寻租契机，其商业命运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受到巫统政治势力的左右。
其中，由阿南达控制的旗舰公司——明讯（MAXIS）原本已于2007年在马来西亚交易所除牌，不过，在现任首相纳吉的“呼吁”之下，阿南达在去年让明讯重新上市，以协助纳吉政府吸引外资进场投资。
此外，陈志远原本已对外宣布获得体育博彩执照，并已大事铺张准备开门营业。不过，最终纳吉政府面对政治压力，反口不认账，导致陈志远失去这只会下金蛋的 鹅，而且还被迫临时取消附加股融资计划。在这之前，陈志远也同样因为执政政府面对政治压力的因素，导致其体育博彩执照两度被政府收回。
新经济政策（NEP）无本生意快速致富
正如之前所言，推行了40年的新经济政策（NEP）不仅没有达到原本的财富重新分配目标，反而因为这个机制所衍生出来的寻租契机，而造就了一批新生代企业 大亨。这些企业大亨透过这些寻租活动，成功创造了巨额财富。总体而言，在新经济政策框架下缔造的新一代富豪，其致富源头大致上可以分成几种。
其一是与巫统政治权力核心关系密切，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土著与非土著企业大亨。这类富豪与巫统最高权力核心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伙伴关系。他们是政商勾结体制下的盟友或朋党、是巩固政治权力的经济源头（包括政治献金），甚至是马来政治权力的经济利益代理人。
这些企业大亨与巫统高层领袖建立密切关系，与执政党和政府控制的公司打交道，从这些关系中获得新经济政策下的寻租利益，包括各种私营化计划、特许经营执照、政府工程计划等。
一些经典的例子包括陈志远（Vincent Tan）、阿南达（Ananda Krishnan）、林添杰（Lim Thian Kiat）、曾德发（Dick Chan Teik Huat）、哈林沙岸（Halim Saad）、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阿兹曼哈欣（Azman Hashim）、达祖丁（Tajudin Ramli）等。
私营化计划的寻租契机
其二，是在政府的私营化计划下寻租（Rent-seeking）的企业家。其中一类是与执政党巫统关系密切，利用新经济政策下的土著扶持政策所提供的寻租 契机，瓜分私营化计划的马来机会主义者；另一类则是在新经济政策下，借用与马来人之间的商业结盟关系，来获取私营化计划入门票的非土著企业家。
从私营化计划中受惠的马来与非马来企业包括：
水供私营化计划：商峰（Puncak Niaga Bhd）的罗查里（Rozali Ismail）、金务大（Gamuda Bhd）的林云琳、净水联盟私人公司（Sweet Water Alliance Sdn Bhd）的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联熹（Ranhill Bhd）的韩丹（Hamdan Mohamad）等。
独立发电厂私营化计划：杨忠礼机构（YTL）的杨忠礼、丹绒 （Tanjong Ltd）的阿南达（Ananda Krishnan）、马拉卡（Malakoff Bhd）的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云顶集团（Genting Group）的林梧桐等。
港口私营化计划：柔佛港口（Johor port）与丹绒柏勒巴斯港口（Tanjung Pelepas）的赛莫达（Syed Mokhtar AlBukhary）、西港公司（Westport）执行主席贾纳林甘（G. Gnanalingam）
收费大道私营化计划：金务大（Gamuda Bhd）的林云琳、WCT公司的陈锦华、玲珑集团（Renong Group）的哈林沙岸（Halim Saad，现为官联公司马友乃德，UEM group）等
其他私营化计划：普腾汽车（Proton）的雅哈亚（Yahaya Ahmad）、马航（MAS）的与达祖丁（Tajudin Ramli）、赛马博彩（Pan Malaysian Pools，大马彩）、收费寰宇电视（Astro）以及东亚卫星（Measat）的阿南达、士乃机场的赛莫达等。
无本生意快速致富
其三，是通过政府给予的特许执照而发达的企业家。这些特许执照很多时候是一门无本或低本生意，拿到执照的人等同于获得一盘稳赚不赔的生意。
这当中包括获得万字博彩执照的陈志远、阿南达，以及林添杰、获得伐木执照的张晓卿、获得白米进口垄断执照的赛莫达、获得汽车进口准证（AP）的纳沙集团（Naza）创办人纳斯慕丁（SM Nasimuddin SM Amin）等。
第四，是通过与马来资本之间进行策略结盟，利用这些马来资本的雄厚资金来建立商业王朝的企业家。林云琳掌控的金务大（Gamuda）、 刘启盛掌控的实达建筑（SP Setia）、钟廷森掌控的金狮集团（Lion Group）等，都是以华巫策略结盟方式，创造本身的财富。
这些马来资本包括政府投资臂膀国民投资公司（PNB）、机构型基金如朝圣基金或武装部队基金、巫统控制的企业如Fleet Group，以及个人马来富豪如达因（Daim Zainuddin）、阿兹曼哈欣（Azman Hashim）等。
最后，还有一些是与政治权力核心有直接亲属关系，从而顺势崛起成为当代耀眼的企业家。这包括肯加纳石油（Kencana Petroleum Bhd）的莫扎尼（Mokhzani Mahathir，马哈迪之子）、斯可米集团（Scomi Group）的卡玛鲁丁（Kamaluddin Abdullah，阿都拉之子）、联昌国际银行（CIMB）的纳西尔（Nazir Razak，阿都拉萨之子，首相纳吉胞弟），以及曾经以27岁之龄，用马币12亿元并购七家上市公司的林熙隆（林良实之子）。
这还没包括那些在官联公司（GLCs）担任管理高层，身价从马币百万到千万元不等的“马来企管精英”富翁。这些所谓的马来精英，都是在新经济政策下，政府所实行的土著扶持策略中的既得利益者。
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
简单来说，在这个新秩序下，只有懂得游戏规则的人，才能继续生存下来，并从中创造财富。更重要的是，越能够掌握游戏诀窍，并把这些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就能够搜刮更多的财富。这方面的各族经典代表人物是陈志远、阿南达，以及赛莫达。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无论是私营化计划、特许经营权、执照或准证，还是政府工程计划，都会看到这三个巨富的影子。这基本上解释了，为何11名巫裔富豪所 掌控的40亿美元财富中，即赛莫达一人具独占了42.5%（或17亿美元）。同样地，四名印裔富豪控制的90亿美元财富中，有高达90%（或81亿美元） 操控在阿南达的手中。
事隔40年，现任首相纳吉在今年三月推出新经济模式（NEM），试图架构出一套属于他的时代的新秩序，并通过第十马来西亚计划来落实。这套新经济模式是否 将推翻其父亲阿都拉萨（Abdul Razak）在1971年通过新经济政策架构的新秩序，重新开创与建构一个全新的经济局面呢？
答案恐怕令人失望：不太可能！
纳吉尝试在第十马来西亚计划下，重新调整官联公司的角色，即从主导经济转为支援私人领域，并且逐步撤出无法加强价值创建的领域。这包括逐步减持非核心和无竞争能力的官联公司资产。同时，官联公司会继续积极推动特定策略领域，以便降低门槛和刺激私人投资。
此外，政府也将推动第二波的私营化计划，涉及对象包括财政部有限公司（Ministry of Finance Incorporated）旗下多家官联企业，包括国家印刷有限公司（Percetakan Nasional Bhd）、CTRM Aerocomposites私人有限公司、Nine Bio私人有限公司、以及Inno Bio私人有限公司。
另一波财富大革命
然而，纳吉政府在第十计划内继续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土著扶持元素，再加上减持官联公司股权、脱售非核心资产，以及新一轮私营化计划的巨额利益诱惑，不仅无法彻底改革过去40年来的资源错误配置与财富不均问题，反而将会继续营造与鼓励更多的寻租活动。
实际上，这些在新经济政策下尝到甜头，这些年来在国内面对业务扩张瓶颈的企业大亨，纷纷对纳吉政府的“市场自由化”政策虎视眈眈，期望在减持官联公司股权、脱售非核心资产，以及私营化计划中分得一杯羹，再次掀起另一轮的财富大革命。
其中，政府将释放官联公司股权的消息传出后，赛莫达与纳斯慕丁（Nasimuddin S. M. Amin）创办的纳沙集团（Naza）就率先传出有意收购普腾汽车（Proton）的股权。
另一方面，新加坡《海峡时报》也在一篇报道中，点名南北大道（Plus Expressways）与流动电讯亚通（Axiata），已经被深具影响力的本地企业家盯上。
被指与哈林沙岸（Halim Saad）掌控的前大财团——玲珑集团（Renong Bhd）关系密切的Asas Serba私人有限公司，以及赛莫达分别开出以500亿元和450亿元的收购价，向政府建议并购包括南北大道在内的所有收费大道。
寻租游戏继续上演
此外，由林云琳掌控的金务大（Gamuda Bhd），较早前趁着联邦政府与雪州政府针对雪州水供资产重组计划僵持不下之际，趁机宣布出价马币107亿5000万元，希望吞下雪州所有水务资产。
作为交换条件，其子公司SPLASH将成为雪州唯一的水供服务营运与保养商，并获得30年的特许经营权。金务大握有SPLASH的40%股权，而其余则是 雪州政府投资臂膀KDEB（Kumpulan Darul Ehsan Berhad）与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分别持有30%股权。
与此同时，赛莫达 与林云琳也从纳吉政府重组公共交通领域中看到寻租契机，通过旗下公司MMC机构与金务大，向政府提出总值马币360亿元的大众捷运基建计划（MRT）。
另外，由郭令灿掌控的丰隆银行（Hong Leong bank）也趁着国库控股（Khazanah Nasional）和其他大股东有意脱售非核心资产——国贸资本（Eon Capital）之际，出手并购后者的资产。
同时，在国库控股宣布脱售其在马来西亚邮政公司（Pos Malaysia）的32.21%股权后，据悉已吸引高达11个单位的兴趣，其中包括西港公司（Westport）执行主席贾纳林甘（G. Gnanalingam）、赛莫达控制的多元重工业（DRB-Hicom），以及托尼费南德斯（Tony Fernandes）控制的（Tune Group）。
政经利益难以切割
基于执政政府的实权政党——巫统与这些寻租人在过去40年的新经济政策下，已经建立起一种不可切割的政商利益关系。因此，在政治与经济利益考量下，新经济 模式的推动，不会让经济世界里的这些“恐龙”消失。相反地，这些新时代企业大亨将继续在新经济模式架构的新秩序缝隙中，继续其寻租游戏。
正如著名经济学者佐摩（Jomo K.S）与葛梅兹（Edmund Terence Gomez）在《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政治、庇护及盈利》（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Patronage and Profits） 一书中指出，由巫统领导的政府与新一代寻租资本家架构成的政经利益关系，这促使政治领导人趋向于提供更多的租金（Rent）给这些寻租资本家，并保护他们 的利益，以便扩大其政治与经济回酬。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马来西亚政府体系内，加强私人领域的利益，尤其是那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寻租企业家，在未来很大可能将继续整合，甚至扩大这些寻租人的经济利益与财富累积，而不太可能面对财富递减的情况。
source: copy from internet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